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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之父張伯苓

2017-04-11 信息來源:浙江檔案局 瀏覽次數: 字體:[ ]

早在六十年前,著名文學藝術家老舍、曹禺就說過:“知道有中國的,便知道有個南開。這不是吹,也不是謗,真的,天下誰人不知,南開有個張校長!”

這個張校長就是張伯苓。他是南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50年嘔心瀝血,先后創辦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為我國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張伯苓有著傳奇的人生——他當過清朝海軍,他當過私墅教師,他又是美國著名大學的名譽博士;他在天津創辦了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和南開女中,又在天府之國的重慶創辦新的南開中學;他是著名西南聯合大學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又是中國現代體育運動的先驅;周恩來是他的學生,張學良是他的朋友,他也曾與蔣介石、汪精衛多有過從。他從清末走來,直到新中國誕生。他用人才丈量了中國近代歷史;他從平民中走來,用“私立民有”的教育實踐,矗立起教育家的豐碑。

在南開園內的中心花園,矗立著張伯苓先生的銅像,先生在世時曾說:“我死后一定要埋在南開,要看著南開。”依照老校長的遺愿,1989年10月16日,南開大學建校70周年校慶日前夕,張伯苓夫婦的骨灰正式移葬中心花園,合葬于銅像后側,守望著他嘔盡畢生心血奠基的著名學府。

1876年4月5日,張伯苓出生在天津一個貧寒的塾師家中。十五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1895年春天到“通濟艦”去實習。他親眼見到了“國旗三易”,聯想到甲午戰爭前的中國海軍力量明顯占優,為什么卻戰敗了?問題在人。要想改變中國面貌,必須改造人,興辦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張伯苓懷著這樣的信念離開北洋水師,決計以教育救國。經人介紹,張伯苓和曾任清末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等職的嚴范孫結識,受聘到嚴氏家館任教。在嚴氏家館授課過程中,張伯苓盡量按照自己親身體驗的新式教育方式組織教學,一反往日家塾教學的刻板與教條,不再讓學生們坐在座位上搖頭晃腦地死記硬背,而能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加以吸收和理解。

1903年,嚴范孫被袁世凱提拔為直隸學校司督辦,成為直隸地區管轄教育的高級官員。次年六月,嚴范孫和張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實地考察。嚴、張二人還結識了多位日本教育家,共同探討有關學校建設及教科書編纂等問題。嚴范孫與張伯苓回到天津之后,便雷厲風行地開始了籌備建立新式學校的工作。

1904年10月17日,一所私立中學堂在嚴家的偏院正式建立。張伯苓擔任監督,總管學校一切事物,從此開始了他投身新式學校教學、管理的漫長生涯。   1904年底,按照嚴范孫的意見,張伯苓將學校更名為“私立敬業中學堂”,取“肅敬受業”之意。一年后,按照政府的規定,學校名稱必須表明它的資金來源和性質,遂又更名為“私立第一中學堂”。 同年,私立第一中學堂改名為公立南開中學堂,一是表明資金來源,二是表明學校所在地。所謂南開,包含著它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塊洼地的意思。

民國初年,作為中國最重要的近代工商業城市,天津顯示出勃勃生機。張伯苓敏銳地察覺到社會的發展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的渴求,遂下定決心盡自己的最大力量創辦一所大學,為此,他遠渡重洋,于1917年8月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研修高等教育。歸國后,他就雷厲風行地組織起南開大學籌備委員會,負責規劃設計校園、宿舍、教學樓等具體事宜,并且開始在外面四處奔波,為創辦大學籌募經費。1919年秋,張伯苓的努力終于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南開大學正式宣告成立。

創校伊始,張伯苓就表現出極強的開拓進取精神和服務意識。南開大學的學科設置從一開始就體現出張伯苓的辦學理念,即務求實用和服務社會。以南開文學院為例,便是“以政治經濟為主干,以歷史哲學及教育心理三系附之。如此學生即可專其所學而致實用之效”。這既是張伯苓根據自身財力和辦學規模所進行的慎重考慮,也是南開大學從學科設置上考慮培養學生主動適應社會的一種具體體現。

在培養教學、科研人才方面,張伯苓更是想方設法為有潛力的教師提供深造的機會。化學系的楊石先教授,到南開大學之后工作成績非常突出,張伯苓遂用美國羅氏基金派他去美國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楊石先獲博士學位之后,謝絕了德國的高薪聘請,重新返回南開大學任教,成為南開大學理學院的奠基人之一。

正是在張伯苓校長的不懈努力下,南開辦學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至1934年,整個南開學校校產總值約為三百多萬銀元,其中校舍一百多萬,地皮七十多萬。與同時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學相比,南開大學接受國家補助金額僅次于中法大學,名列第二。它所接受的社會捐助也居于私立大學的前列。能夠取得這樣的驕人成績,張伯苓“化緣興學”功不可沒。

同時張佰苓在辦學方向和辦學理念方面敢于破舊立新,敢為人先。在創辦南開大學的過程中,張伯苓先生對大學教育如何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進行了有價值、有意義的探索,鮮明地提出“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的辦學思路,強調教育教學要密切聯系實際,學術研究要“知中國”、“服務中國”,借鑒歐美教育經驗,走“本土化”之路。基于這種認知,張伯苓先生為早期南開大學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教育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道路。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國許多高校的教育宗旨和辦學制度均效仿歐美高校而設立。張伯苓先生對南開教育進行了重新定位,大力發展直接影響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政治、法律、商學、經濟、工學、醫學、礦學等應用型學科,形成了鮮明的學科特色。當時成立的南開大學東北研究會,表現出以實際行動救國的精神,故被日寇視為眼中釘,1937年日寇轟炸南開大學,校園幾乎被夷為平地。南開大學南開經濟研究所從建立伊始就著重中國經濟問題和農業問題,對華北區域的社會問題、經濟狀況、教育狀況展開了系統的調查研究,編制了極具權威的“南開物價指數”,取得的成績“尤稱獨步當時”。應用化學研究所針對天津早期工商業發展的實際問題開展課題研究、技術轉讓,嘗試著走一條“產學研”一體的辦學道路。     

張伯苓先生還特別重視教書育人,明確提出了“以德育為萬事之本”的命題,努力探索和研究青少年道德形成的規律和新的道德導向。他將人格教育納入道德教育的內容,主張德育要從基本品德、基本價值觀抓起,既強調我國優秀文化傳統中的個人品德修養,更重視面向全體學生進行社會公德教育,使一代新人在民族感情、國家意識、思想品質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建立牢靠的精神支柱。

在本館民國檔案中,存有1951年張伯苓寫給私立之江大學校長李培恩的信,信的主要內容是介紹胡魯聲先生來之江大學教書。先生原是南開大學的老師,因其想來杭定居,經張校長的再三挽留,但是他仍想到杭州,故張校長寫了這封推薦信。由此可見張校長為人非常豁達,很關心下屬的工作和學習情況,識才、愛才。別人有困難他就會伸出援助之手,其寬闊的胸襟及高尚的人品,永遠為后人所敬仰。

(《浙江檔案》2006年第8期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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