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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創新 共建共享 積極打造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交流平臺

2018-10-25 作者:丁越飛 信息來源:浙江檔案局 瀏覽次數: 字體:[ ]

尊敬的段東升理事長、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代表,同志們:

大家上午好!

金秋十月,丹桂飄香。今天,我們檔案相聚在秀美的巢湖之畔,借助中國檔案學會為我們精心搭建的學術交流平臺,圍繞大家共同感興趣的主題,一起進行交流探討。本專題研討會安排我第一個發言,我感到十分榮幸,借此機會,向各位匯報近年來浙江開展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的一些情況,談不上是經驗介紹,更沒有學術思考之說,只是一些粗淺認識和體會,目的是拋磚引玉,真誠企盼得到在座各位領導、專家和同行們的不吝賜教。

我們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于2014年3月著手籌備,經省民政廳審核批準,于同年11月2日召開了成立大會,現已進入第四個年頭。首先我想表達的是,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研究會的成長與發展,一直得到了國家檔案局、中國檔案學會領導的高度重視、關心和指導,特別是段東升理事長,在此期間,借在浙調研機會,親自召集我省民間檔案收藏家座談會,進行現場調研指導,為研究會的發展指明方向;此后還在其他一些重要場合,對浙江研究會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進行宣傳推介,使我們受到莫大的激勵和鞭策。還有不少兄弟省市的同行,包括在座的一些領導和專家,對我們的此項工作給予熱情鼓勵,交流互動,同樣使我們倍受鼓舞。在此,我謹代表浙江省檔案局(館)和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對國家檔案局、中國檔案學會和兄弟省市區檔案局館的領導一直以來的關懷指導,特別是在座各位領導、專家對浙江檔案工作的關心關注、鼓勵指導,表示由衷地感謝!

2003年5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習近平同志視察浙江省檔案局檔案館,作出了檔案工作要“走向依法管理、走向開放、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指示。十五年來,省檔案局和全省各級檔案部門以習近平同志指出的檔案工作“三個走向”為根本遵循,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按照“三個體系”的工作布局,緊扣“五檔共建”主抓手,守正創新,持續發力,推動浙江檔案事業不斷發展壯大。正是在“三個走向”工作目標特別是檔案工作要“走向開放”的理念指引下,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應運而生。這里我要特別說明的是,省檔案局劉蕓局長親自倡導成立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四年來親自部署、經常指導,并且給予政策、資金、智力等各方面的支持,為研究會發展創造了很好的環境。四年來,研究會在開展民間檔案文獻收藏保護、開發利用、交流合作等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下面,我從四個方面與各位領導專家作個交流。

一、浙江創建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的初衷

要問我們為什么成立浙江民間檔案文獻研究會,主要出于三個方面考量:

(一)整合社會珍貴檔案資源,構建完整的國家記憶和社會記憶。

檔案是歷史的真實記錄,檔案工作是維護歷史真實面貌的一項重要工作。檔案資源建設是檔案事業的發展之基和立足之本。國家和社會檔案資源主要分布在兩大領域,一是集中收藏保存在官方的檔案保管機構,二是分布在社會的民間收藏。官方保存和民間私藏的檔案文獻,共同發揮著構建國家、民族和社會記憶的社會功能。眾所周知,浙江素稱文化之邦,自古人文薈萃。這也體現在民間檔案文獻的收藏方面,散存在民間的檔案文獻十分豐富,這些檔案文獻與官方保存的檔案資料一起,記錄了浙江歷史,傳承了浙江文化,是構建浙江記憶的重要載體。民間檔案文獻大多記錄個體活動,反映社會生活,涉及微觀事務,特色鮮明、形式多樣,比之官方機構形成和收藏的檔案文獻,具有更豐富、更具體、更鮮活、更生動的特點。民間保存的檔案文獻資源,既是構建國家記憶的重要補充,更是傳承社會記憶不可或缺的史料源泉,彌足珍貴,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但在過去一個階段,我們檔案部門對檔案社會化建設和檔案公共服務理念的認識不夠清晰,表現在開展檔案資源建設方面,傾向于檔案的國有性質和政權屬性,偏重于體制內的檔案資源建設,著力于國家機構、各類組織所形成的檔案的收集保管,而對體制外的檔案資源建設關注不夠,整合不力。雖然也在面向社會開展檔案征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收到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沒有形成整合社會檔案資源的總體規劃和有效機制,往往事半功倍。基于此,我們充分認識到,檔案管理部門在重視國有檔案檔案資源建設的同時,必須同樣重視和關注民間檔案資源的收藏保護,把民間檔案文獻收藏保護納入國家檔案資源建設體系,把兩大領域的檔案資源信息加以整合,進行整體開發利用,以構建完整的國家記憶和社會記憶,共同發揮檔案工作記錄歷史、傳承文明、服務社會的使命任務。

(二)組織社會力量參與檔案事務,促進檔案隊伍不斷壯大。

上面已經說到,檔案工作應當著眼于構建完整的國家和社會記憶。這里還想說,完整的國家記憶和社會記憶的構建,必須動員和組織多多益善的社會力量一起參與。毫無疑問,體制內的各級檔案部門和檔案工作者,是從事和推動檔案事業發展的主力軍、主體隊伍和主導力量,但,檔案管理部門要完成完整構建記憶的使命任務,單靠官方的力量和隊伍是不夠的,必須最大程度的組織吸收社會力量參與共建,這其中就包括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這支隊伍。這不但是加強檔案資源建設,共同構建完整的國家記憶、社會記憶的必要舉措,也是新時代促進檔案工作社會化、現代化,推動檔案事業繁榮興旺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適應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和文化建設高潮掀起的新形勢、新要求,浙江民間檔案文獻收藏風生水起,檔案文獻在民間的收藏與經濟社會發展、文化繁榮共生共榮。在浙江這片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沃土上,有越來越多的民間人士活躍在收藏界,傾心傾力于檔案文獻的收藏與研究,不少收藏家以文獻收藏安生立命,幾十年來堅守耕耘,執著之程度,幾乎達到如癡如醉如一刻不能離的伴侶的境界。他們對文獻收藏不但熱愛,而且富有經驗,成果豐碩。他們是保存浙江歷史、構建浙江記憶的一支重要社會力量。把這樣一支力量組織起來,作為檔案隊伍的“方面軍”,對促進檔案事業發展興旺是十分必要的。

(三)打造共建共享檔案工作開放格局,建設檔案事業繁榮興旺命運共同體。

格局決定未來。檔案事業要有更大發展,必須用創新的、開放的、共享的理念指導實踐;必須解放思想,因勢利導,借勢而為。

無需諱言,傳統的檔案資源建設觀念比較守舊,格局比較狹小。比如,我們檔案部門多年來固守檔案的國有屬性,對分散在社會的私藏檔案重視不夠,整合不力。隨著改革開放大環境的變化,我們已經認識到,檔案部門要樹立檔案共建共享的理念,不但要進一步加強對民間檔案文獻的征集力度,而且要通過發揮眼民間收藏家這支隊伍的作用,把民間珍貴檔案文獻保護利用好,把散存在社會的檔案信息資源整合開發好。總而言之,檔案資源建設的眼光要放大放遠些,放眼社會,整體推進;官民聯手,共建共享,讓全社會一起合力建設檔案事業。正所謂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才能春滿園。

聯系浙江實際。過去浙江民間檔案文獻收藏雖然十分活躍,但往往各行其是,內部很少交流,基本處于無序發展的狀態,沒有發揮出服務社會的整體功能效應。檔案管理部門對其關注不夠,對于收藏家的情況不清,社會收藏底數不明,更談不上組織發揮民間檔案文獻和收藏家在服務大局、服務社會中的作用。我們檔案部門在編研辦展中經常會遇到這樣一種尷尬和困惑,如由于館藏資源結構單一性和內容的宏觀性,宏大敘事還可以就地取材,但生活敘事就往往因“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力不從心;要收集這些素材,又不知道材料在哪里。從民間檔案文獻收藏者角度講,由于沒有得到檔案管理部門的足夠關注、組織和引導,也大多是任意為之,甚至盲目行動,就像一葉缺乏導航的扁舟在社會孤獨漂流,即使文獻收藏研究有所獲,有所成,也缺乏一種事業的歸屬感和被認同感。成立民間檔案文獻研究會,在官方和民間架起了一座檔案資源互通互融的橋梁,形成了共建共享的機制,國家檔案機構和民間檔案收藏家結成了檔案建設的命運共同體。國家有了更多的檔案資源可利用,民間檔案收藏研究者找到了自己的娘家,由此實現共贏。

這里我還想說,建立民間檔案文獻研究會,也符合相關國家檔案法律規定精神和政策導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第三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公民都有保護檔案的義務。”在研究會籌建之初,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于2014年7月23日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檔案工作的實施意見》中就指出:“推進檔案治理機制創新。充分發揮檔案學會、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等社會組織作用,積極構建有效平臺,依法承接政府轉移職能。”可以講,省“兩辦”出臺的文件為研究會的健康的創立和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我省組織開展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的主要做法

創辦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是新事物。幾年來我們克服困難,順序漸進,穩中求進,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主要做法是:

(一)深入調查。通過調查摸清兩個底數,一是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的底數,二是各地民間收藏家的底數。2014年年初,浙江省檔案局組織全省各級檔案部門深入社會各界,進行調查摸底,開展普查登記。通過調查我們發現,我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之豐富出乎我們想象,社會上收藏家和檔案文獻愛好者對檔案文獻的收藏熱情和研究成果出乎我們想象。固然,民間收藏者收藏檔案的目的不盡相同,藏品內容也復雜多樣,但其中不乏有許多有價值的檔案文獻,甚至是檔案文獻珍品。在成立大會上,我們組織編寫了部分收藏家的藏品選,還匯集了包括地圖、家譜、手稿、信札、地契、憑證等內容的重要藏品名錄。

在此過程中,省局劉蕓局長親自帶隊,還有研究會籌備組成員組織,先后拜訪了30多名收藏和研究人士,召開座談會7次,廣泛了解情況,傾聽民意。通過全省檔案系統的層層推薦,成立之初,吸收研究會會員102個,其中個人會員84人,單位會員21個。研究會的會員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關心、支持、從事民間檔案文獻收藏、征集、研究和傳播等社會人士,二是全省檔案系統內從事檔案資源建設等相關工作的機關工作人員。他們大都長期從事檔案文獻收藏研究領域,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有些會員已經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文獻館、書院,有的已經與當地檔案部門在檔案文獻的收藏、研究、開發中開展了合作互動。

(二)依法設立。研究會作為民間學術社團,按照浙江省民政廳和民間組織管理局的要求籌備申報,依法設立。獲批后召開成立大會,經表決,研究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3人,副會長由民間檔案文獻收藏家擔任。理事有16人,選出的理事充分考慮了代表性、區域性,經過反復醞釀,從有利于研究會工作開展的角度出發。設秘書長1人,負責策劃日常事務,由省檔案局有關職能處室負責人擔任。另外還明確了執行具體日常事物的2名工作人員。為規范研究會日常工作行為,研究會成立之初就重點制定了《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財務管理制度》、《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選舉辦法》等內部管理制度,使各項日常工作符合相關規定。每年也依法向相關部門報備資金的使用情況。

(三)積極引導。研究會是一個獨立的社團組織,檔案行政部門不以行政命令式,而更多地以引導式、合作式、服務式的平等姿態處理好與研究會之間的關系。根據成立之初劉蕓局長提出的“研究會要積極發揮引領作用”的要求,我們堅持民主辦會,按照研究會《章程》來規范開展各項工作。每年年初召開理事會,各重大決策事項如新會員的審核、理事成員的變更和調整等均由理事會討論、審議和通過。每次會議召開之前,均向各位理事商議研討議題、議程,確保會議順利召開。另一方面,檔案行部門組織引導,以平臺建設為抓手,先后組建專家組、打造宣傳品牌、評審示范工作室、創建業務交流微信群、不定期組織研討等開展有效引導。各位會員積極發揮作用,為研究會決策和社會需求提供意見、建議、咨詢和服務,特別是研究會理事和其他骨干會員發揮各自的優勢特長,積極主動做工作,在檔案部門和會員之間發揮橋梁紐帶作用。

(四)推動合作交流。一是檔案部門與收藏家之間的合作交流,形式比較多樣化,比如聯合舉辦展覽、合作編輯書籍、組織召開研討會、通過微信群交流等。另一方面是會員之間的合作交流,包括相互參觀走訪、開展檔案價值鑒定、藏品的交換交易、眾籌印制書籍等。因為目標一致,民間收藏家之間的合作交流一直比較活躍。我們搭建的信息交流溝通的平臺——QQ群和微信群,最初時就邀請檔案文獻專家參與到交流平臺,解疑答惑,切磋交流,品評鑒賞,交換心得,共敘友誼。目前,研究會的微信交流平臺每天都很活躍,會員們在這個平臺上曬藏品、曬活動、曬心得,不但氣氛熱烈,而且內容健康,言語把握有度,恪守職業道德,大家友好相處,體現了每一位檔案文獻愛好者應有的素質和品位。

(五)創新機制。為了提升我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水平,圍繞做大做強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的目標,省檔案局組織開展了浙江民間檔案文獻示范工作室授牌認定工作。通過調研摸底制定了評選標準,經過充分醞釀和組織發動,在23名申報會員中,經小組初評、專家復評以及實地踏勘,最后共有15位會員被評為“浙江民間檔案文獻示范工作室”。這些示范工作室,在近幾年合作舉辦的各項活動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帶頭作用。

此外還組建了研究會專家組。在省檔案局的積極協調下,研究會邀請相關檔案、圖書、文物鑒定、歷史學家等相關行業的頂尖人才,承擔研究會所需相關的鑒定、評審、咨詢等服務,由此,拓展了研究會的工作領域,提升了工作層次。幾年來,研究會專家組先后應有關方面的請求,對杭州、寧波、溫州、紹興、舟山等地檔案部門開展海外地方檔案文獻和社會地方歷史檔案文獻的征集工作提供了咨詢鑒定服務,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六)爭取各方重視。研究會的發展得到了各級領導、各領域專家學者和相關相鄰部門的親切關懷、悉心指導和大力支持。兩任省委常委、秘書長對我們利用社會力量激活檔案事業的創新作法非常認可,要求我們繼續探索進一步加強對民間檔案文獻的收藏保護工作。專家學者也紛紛給予專業支持,如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研究館員童正倫、省文物局文物鑒定中心專家周永良、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長盧敦基,浙江大學歷史系兩任主任楊樹標和梁敬明教授,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宮云維教授,等等,都對研究會工作傾力支持熱心指導,為研究會工作的順利開展和持續發展作出了貢獻。

三、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隨著研究會工作的推進,其工作效應和成果逐漸顯現,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通過加強官方和民間在檔案建設方面的合作,增強了檔案工作的服務力和文化傳播力。

在檔案部門開展服務大局、服務社會活動中,民間檔案文獻和會員都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是民間檔案文獻發揮出獨特的資源優勢,在檔案部門編研出書、舉辦陳列展覽以及其他宣傳和文化活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民間檔案文獻的支撐,現在檔案部門既能配合重大活動的開展、緊扣中心工作、重要節日進行宏大敘事(綜合和重大展覽活動),亦可在平時進行豐富多彩的生活敘事(專題展陳、出書等),助力新時代檔案部門的文化傳播力和社會力不斷強起來。同時研究會的會員特別是理事在檔案部門的一些重要文化活動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提供展品,還發揮專業特長,為檔案部門出謀劃策,貢獻才智,有的還為檔案部門的資源建設和公共服務牽線搭橋,大力促成。下面我舉一些例子。

每年的6.9國際檔案日是全國檔案系統加大社會宣傳、增強全社會檔案意識的重要節點,近幾年來已成為檔案界的宣傳品牌。研究會成立之后,主要骨干力量積極配合檔案部門,發揮收藏優勢,通過聯合辦展、舉辦講座、進行檔案捐贈等多種形式,加強與各級檔案局館的合作,發揮自己的作用。

2015年,研究會與省檔案局聯合舉辦了“記得鄉愁——浙江民間檔案文獻收藏展覽”,這個展覽的展品全部是由研究會23名會員提供,展覽共分鄉土、鄉親、鄉趣、鄉情等九個板塊,藏品涉及契約、家譜、政府文書、家書、老照片和老票證等10多個類目,共有近150件民間珍貴藏品。開展當天多名會員親赴現場,由收藏者本人向省領導做講解。展覽因在浙江圖書館舉行,開展期間,社會參觀者也很多,對展出的珍貴的歷史記憶紛紛駐足觀看。2017年,我們兩家又聯合舉辦了“家的記憶”民間檔案文獻展覽,由研究會的六名會員提供了涉及契約、家譜、魚鱗冊、獎狀、信札、日記本等多個類目近110件藏品,內容非常豐富。今年,我們正在籌備“‘浙’里好家風——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專題展”,準備在本月底展出,通過古代當代家譜、名人家書、最美家庭等內容大力弘揚傳承優秀傳統文化。

通過研究會副秘書長鄭小杰的海外牽線,省檔案館與美國猶他州家譜協會建立了合作關系,在省館內成立了浙江家譜查閱中心,有20T數據總量的家譜數字化成果得以共享并向社會免費開放,為推動民間家譜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檔案資源,聞訊趕來查詢的百姓非常多。

(二)通過引導規范民間檔案收藏研究的行為,活躍了民間檔案文獻研究交流,進一步激發和提升了研究會成員的收藏熱情和水平。

研究會成立以后,省檔案局與收藏家之間的交流、會員之間的交流持續不斷,特別是會員之間的交流十分活躍。從交流角度看,研究會主要是為會員們搭建互通互動的平臺,會員們通過這個平臺加強線上線下聯系,曬曬收藏成果,交流收藏心得,互通收藏情報,增進感情和友誼。由此原來分散的個人結成了有組織、有影響的團隊。省檔案局與會員的交流主要是每年舉行一次年會,同時主要通過會員微信群與會員進行交流互動。由于研究會注意對會員交流活動的引導和管理,加之會員們的互相提醒和自律,在會員信息交流、交往和收藏研究活動中至今沒有發生過越軌的言行。

研究會的成立,強化了收藏家的檔案收藏保護和研究開發意識。社會收藏家的收藏活動,雖然各有側重,但大多是兼收并蓄,凡有收藏價值的文物文獻,都在收藏之列。我們吸收的會員,主要是收藏檔案文獻有成效的藏家,但他們在加入研究會之前,并沒有很強的檔案價值判斷和檔案保護意識。自從加入研究會,有了檔案價值的視野,便對檔案收集分外看重,檔案保護意識和研究興趣不斷增強,對檔案法律法規的學習也在跟進,包括對檔案整理保護的技術也加以學習掌握,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水平不斷提高,檔案工作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也在不斷提升。因此可以說,研究會的成立,對民間檔案收藏研究起到了全方位的促進和規范作用。以檔案保護為例,檔案文獻的保護是檔案業界內的一項重要業務傳承,對于檔案系統的工作人員來講,也許并不陌生,而且在長期的檔案文獻保護實踐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與方式方法,比如紙質檔案數字化、檔案的修裱與修復、庫房的溫濕度控制、“八防”措施等等。相比而言,民間檔案文獻收藏者因思想認識上的差異或本身保管條件的不足,缺乏對民間檔案文獻進行長久保存的主觀意識和客觀條件。為了能引導民間檔案文獻收藏家增強保護意識,我們除了通過專家講課、線上線下指導之外,還將把省級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的評審范圍擴大到民間檔案文獻,規定無論國藏和私藏,只要符合入標準就一視同仁。研究會在會員中進行了廣泛的宣傳發動,最后收到提出申報的有十多項,經研究會審核和省檔案文獻遺產評審委員會評審,研究會理事闕龍興申報的松陽石倉契約入選第四批“浙江檔案文獻遺產名錄”。這是民間收藏檔案文獻首次選入省級檔案文獻遺產名錄。雖然只入選一項,但意義很大,意味著民間檔案資源納入了國家檔案保護和研究開發體系,對民間收藏家強化珍貴檔案文獻的收藏保護和研究意識是一個很大的激勵。

(三)通過調查基本摸清了我省民間檔案文獻的收藏底數,推動了民間檔案文獻資源向國家檔案館集聚。

通過研究會的工作,我們基本掌握了我省民間檔案文獻的分布情況和收藏動態,特別是對珍貴檔案文獻的收藏做到心中有數,以便加強合作,必要時及時調動資源進行利用。同時,還積極推動民間檔案文獻資源向國家館集聚。

民間資源與國家資源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有很多種方式,包括數字資源共享、實體檔案寄存、捐贈、出售購買等等。近幾年來,通過研究會會員開展民間檔案資源征集是全省各級檔案系統的一項重要工作舉措,許多會員積極向國家檔案館捐贈檔案,或共享數字化成果,或由檔案館獲優先購買權等,體現了共建國家檔案資源體系的美好心愿。一些會員還表示,雖然近期還沒有大批向檔案捐贈檔案的打算,但保存的檔案文獻最后歸屬是檔案館,一是交給檔案館放心,二是珍貴檔案作為文化遺產,終究要歸國家所有,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財富。

就省館而言,我們先后征集或共享到紅色檔案文獻專題數據庫、名人信札數字化掃描件、民國時期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鴻烈的個人手稿、國家級歷屆民間藝人節展會禮品、清乾隆西湖集慶寺鐵牌、當年日軍登陸平湖全公亭時所留下的木質跳板、解放后上虞地區的部分信訪檔案、紹興嵊州地區婚俗檔案、民國時期金華地區的木活字、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武義土改檔案等多種品類、3800多件(枚)珍貴社會、民間檔案文獻資料或實物。

而在市縣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這樣的合理流動也很多。比如,研究會理事蔣兆悅承接了“寧波市鎮海區檔案局檔案征集項目”,在寧波海曙區檔案局籌建了“蔣兆悅藝術館”;嘉善會員金身強等向嘉善縣檔案館捐贈地方檔案史料19件;吳越歷史文書博物館館長申屠勇劍向嘉善縣檔案館無償捐贈了嘉善自清嘉慶年到建國初期歷史文書41件;衢州文獻館館長、研究會會員劉國慶向衢江區人民政府捐贈歷代版本《針灸大成》二十余種,著名中醫葉伯敬醫方箋一千多份及衢州地方古醫藉,等等。

(四)通過研究會及其會員的活動,擴大了檔案工作的社會影響面。

研究會成立后面向社會舉辦了一系列的檔案文化活動,這些活動群眾參與度較高,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許多群眾通過研究會的活動增加了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了解。特別是,我們研究會的會員和理事分布在全省各地,不少人在當地很有知名度,他們的活動,尤其是以研究會成員名義開展的活動,對提升檔案工作的社會影響發揮了獨特作用。下面我介紹一些研究會理事及骨干開展活動的情況。

研究會副會長趙大川專心致力于杭州茶文化的研究,曾參加全國一帶一路茶文化學術研討會,他還參加了杭州市政協“錢塘江海塘研討會”,撰寫的《錢塘江古海塘考略》被入選論文集。

研究會理事闕龍興在麗水松陽創建了石倉文獻館,目前已建展廳,展陳族譜、科舉、古代賬本、石倉契約等各類檔案文獻,接待了來自全國甚至有些是來自外國的參觀學習者。

研究會理事褚納新創建看云樓科舉文化博物館,與慈溪市檔案局、慈溪市檔案文化研究會聯合舉辦“浙東科舉檔案史料展”,一個月的展覽時間里,吸引了3000多名市民、學生前往參觀,對了解科舉文化以及浙東地區的人文歷史,特別是余姚、慈溪兩地的文化淵源有很大幫助,社會效果甚好。他還根據收藏的兩百余枚古錢幣,分類歸集注釋編輯出版學術著作《浙東民間壓勝錢》,先獲“寧波文藝獎銀獎”,后來再獲浙江省民間文藝最高獎“映山紅獎”。

研究會理事蔣兆悅在杭州市檔案館舉辦《杭州西湖舊影展》大型主題展覽,展出從宋代至中華民國時期與西湖有關的文物和圖片等,其中比較珍貴的有宋代六角七級樓閣式浮屠鐵塔、明代龍泉窯青釉刻花高足杯、清乾隆西湖集慶寺鐵鑄獸足香爐等歷史遺珍。在浙江圖書館報告廳舉辦《薪火相傳話收藏》——檔案文獻知識講座,300人的報告廳座無虛席。他還在很多媒體上大力倡導、研究、推行民間檔案收藏文化,積極聯合杭州市江濱職業學校,選址校圖書館,建立了“中華職教社教育館”。

研究會理事申屠勇劍自己出資,自己布展,在創建的吳越歷史文書博物館先后舉辦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戰時蕭紹文物史料展》、《紀念抗戰全面爆發80周年——吳祖德戰時檔案文獻展》,蕭山區委區政府四套班子的領導都參加了開幕式,中國文化出版社還出版了專集。遴選館藏湘湖遺存文物史料百余件,分列契約文書、金石碑刻、瓷器雜件、鄉賢書畫、縹緗古籍五大類,舉辦了《湘湖遺存文物史料展》展覽,蕭山區委區政府及致公黨的相關領導共120余人參加了開展儀式;申屠理事還在蕭山區檔案館舉辦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戰時蕭山丁村周金浩家族檔案文獻展》等等,對于宣傳蕭山湘湖文化,建設文化強區,意義深遠。

研究會副秘書長金身強,組織縣研究會與嘉善縣檔案局聯合舉辦的“留住東門大街記憶”藏品展,共展出宋代至上世紀六十年代關于東門大街各類實物、票證、老照片等228件,參觀人數達5000多人次。縣委書記許晴等領導參觀了展覽,給予很高的評價。

研究會副秘書長張衛東在平湖市博物館舉辦“印象平湖實物展”,在平湖的獨山港布置完成了平湖首個黨支部舊址,所有實物均為其藏品。張衛東參與編寫的《銘記——日軍登陸平湖侵略史實口述實錄》在今年年初也已出版發行。

研究會海寧會員虞坤林作為海寧政協文史委成員,對海寧地方文化名人的研究是他工作重點,通過與海寧市檔案館合作,將館藏的《宋云彬日記》整理出版,被評價為近十余年來出版的最好的一部日記,還原了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心路歷程和真實性格。

研究會衢州會員劉國慶應邀參與編纂大型叢書《衢州文獻集成》,并擔任編委,他個人提供了清道光木活字本、宋代柴望等著《四隱集》、清翰林張德容編纂《二銘草堂近科墨選》兩孤本,均被著錄,目前已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是一項填補衢州歷史文獻空白的文化工程。

研究會麗水會員莊啟儉參加了上海師范大學“國家記憶與人類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他就細菌戰做了個人發言,會后日本細菌戰調查團來麗水調查取證,莊老全程接待,并提供自己收藏的相關證據。

綜上所述,開展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工作,我們積累了一些經驗,嘗到了一些甜頭,對浙江檔案事業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研究會的設立與運行,定位明確,引導有力,合作有效,作用顯現,特別是將官藏與私藏的優勢得到進一步發揮,將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工作共同引向國家檔案事業的大道,最終達到了雙贏的格局。 

四、我省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下一步工作的一些設想

浙江成立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在全國先行一步,我們的工作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劉蕓局長曾用“三個活起來”總結了研究會的階段性工作:一個是民間檔案“活”起來了;二個是民間活動“活”起來了;三個是民間研究“活”起來了。當然,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研究會的工作還在不斷探索中,工作機制還需進一步健全,活動內容還有待進一步深化,特別是工作規劃和項目策劃還需要不斷開拓與創新。,我們將在以下四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繼續把研究會的隊伍做大做強。收藏與研究檔案文獻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一種文化行為,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只有發動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到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神圣事業中,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才能永世流傳。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會經過近五年的培育,有了一定的人才基礎,今后,我們要進一步擴大研究會的力量,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隊伍中來,特別是要注重骨干力量的培養,在平臺、技術、研究、資金等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使研究會自身能夠得到更快發展,研究會的社會影響力更深遠。

二是把研究會的項目做實。項目是展現實力的最佳途徑,只有通過實施一批批行之有效的項目,才能真正擴大研究會的影響力。今后,我們要進一步實施浙江民間檔案文獻搶救保護和研究開發工程,包括:建立民間檔案文獻搶救保護和研究開發工程基金;對浙江省民間珍貴檔案文獻進行登記,編制收藏名錄;通過深入開展檔案文獻數字化建設,建立浙江省民間檔案文獻專題數據庫,推進民間檔案文獻數字資源整合;出版一批專題民間檔案文獻史料;擴大檔案文獻遺產申報范圍和浙江省百項檔案編研精品工程申報范圍,將民間檔案文獻研究與開發成果納入其中。

三是把研究會的工作做深。民間檔案文獻的保護與傳承,說到底就是要進一步挖掘它的歷史價值、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并能夠代代傳承。收藏只是其中一個目的,收藏在誰那里也不是最重要的,而共同做好研究與開發工作才是重中之重。要進一步加強各方(官藏與私藏、藏家之間)合作,組織調動各方力量,多途徑、多角度、多層次加大民間檔案資源的開發利用。就目前而言,舉辦展覽或編輯書籍仍是最為常見、受眾者最直接、影響力也最廣泛的開發方式。我們省館于今年的國際檔案日同時向社會開放三大固定展覽,分別是“難忘浙江事”、“大寫浙江人”、“走進檔案”,其中就展出了多位研究會會員的藏品。展覽內容既有國藏的紅色主題,也有民藏的社會印記,展現形式也比較新穎,社會反響非常好。省檔案館已成為省直機關主題黨日活動基地,高峰時期,每日來我館參加主題黨日活動的人數都在百人以上。

四是把研究會工作機制做新。要創新品牌,包括展覽活動品牌、示范工作室品牌,引領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工作深化發展。要創新機制,包括運行機制和保障機制,加大政策扶持、組織協調、專業管理的力度,探索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科學運作模式。要創新載體,著手編輯《浙江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系列叢書,促進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更加有效。今年,我們新搭建了一個學術研究和交流學習借鑒的平臺,編輯出版了《浙江民間檔案文獻收藏研究》(第一輯)。這本書籍是由省檔案局和研究會共同編撰的,是凝聚了多位專家和骨干會員力量的精心之作,欄目設置包括名家專稿、藏品賞析、藏品保護、藏家春秋、工作室風采、社會貢獻、藏品薈萃等,今天帶到會議現場,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最后我想說的是,民間檔案文獻的收藏和研究不僅僅在于檔案文獻本身,更是為了構筑我們全社會共同的記憶,其屬性是超越地域界線的。經過近五年來的持續發酵,我們研究會在一定領域已經有了些成果,在此,我借這個機會對支持浙江檔案事業和研究會發展的各位領導學者專家,及各位同仁表示由衷感謝,同時,還懇請你們繼續對浙江檔案事業和民間檔案文獻的保護和開發工作予以關心、支持、指導和推動!

我的發言完了,不當之處,請各位批評指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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