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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陽大刀會史料

2018-09-14 信息來源:浙江檔案局 瀏覽次數: 字體:[ ]

包崇調/平陽縣檔案局

平陽縣檔案館館藏民國檔案中有關大刀會的檔案資料數量極為可觀,如民國政府、南監鹽場公署、稅捐稽征處、黨政軍干部聯席會議秘書處、平陽縣警察局、平陽縣清鄉委員會等民國檔案全宗和民國時期平陽縣長張韶舞編著的《平陽六年》中,均有關于大刀會的檔案。其中,民國三十三年(1944)3月8日平陽大刀會在江南舥艚登陸武裝反抗國民黨在平陽的黑暗統治到1950年董仁漲被槍決的這段時期,大刀會的歷次戰斗情況、被收編記錄等資料極為珍貴;此外,1944年張韶舞鎮壓大刀會后為向上級報功和威脅人民,竟把被殺害的會眾等的頭顱陳列在錢庫和平陽縣城舉辦了所謂的“人頭展覽”,當時拍攝的“展覽”照片亦具有重要價值。

大刀會在清乾隆嘉慶時期被稱為金鐘罩,由于被清政府視為邪教,不久就被鎮壓下去;光緒二十年(1894)左右,又在蘇魯豫皖交界地區興起。金鐘罩本是一種武術氣功的名稱,據有關資料記載,習武者練習這種氣功在運氣之后,有如“金鐘罩身”,能“刀槍不入”,所以叫作金鐘罩。由于它為道教道士所創,故練武前都要燒香、吃符、念咒。大刀會原在北方活動,到了民國時期,除在山東、河南、安徽等地區活動,還在兩湖、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區活動。從現有資料來看,民國三十年(1941),大刀會已在浙南的平陽一帶活動。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時期,在復雜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中,大刀會起到過不同的作用。

以張韶舞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在平陽統治期間,除任意巧立名目向人民征收重稅,還借抗日名頭強行征派過量兵員,籍以媚上,他的暴行使全縣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為“抗兵”“抗稅”,平陽地區許多農民、漁民、礬民和鹽民等相繼逃到南麂,并在董仁漲領導下組成了大刀會。民國三十三年(1944)3月8日拂曉,以董仁漲、蔡月祥為首的大刀會在平陽江南舥艚(今屬蒼南縣)登陸。

大刀會在平陽的活動可分為兩個時期:

(一)前期。從1943年秋大刀會在南麂組建起到1945年6月以董仁漲和朱銳(超高)為首的大刀會受招撫止。這段時期大刀會在平陽江南一帶的反抗苛政,屬于“民變”性質。1944年4月18日國民黨《浙江日報》曾以《為平陽事件善后問題貢獻兩點》為題,發表過社論。該社論總的立場雖是為了維護國民黨反動統治,但在鐵的事實面前,也不得不承認大刀會“似非以搶劫為生之真正匪伙可比,況參加者多屬農民、漁民與礬民,更不宜與匪盜等量齊觀”。又說:“彼等未入‘大刀會’前,均系有職業之良民。”該社論開頭雖說“釀成此可慘之禍,罪究誰屬?姑且不論”,但在該社論的字里行間仍承認“惟兵之來源是否合法?是否正當?糧之征收,有無苛刻?有無弊端?早為社會所詬病,不必有所深諱。‘抗兵’‘抗糧’之發生,正予當事者以深切反省之機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社論最后還說:“不可專為推諉責任打算,均諉之謂禍起倉卒,事絕無因,民即是匪,格殺勿論。此固自為得計,無如天下人之耳目何?”

(二)后期。從1945年6月大刀會受招撫起到1950年董仁漲被槍決止。這一時期以董仁漲、朱銳為首的大刀會,其所作所為是反共反人民的;但以蔡月祥為首的大刀會則是進步的,他們反對“招撫”,繼續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究其原因,是因為參加大刀會的主體為農民、漁民、鹽民與礬民,大刀會的本質是會道門;大刀會的高層人物也并非同心同德,在反對張韶舞的暴政時,當張韶舞以名利地位進行招撫時,大刀會高層即開始分化。以董仁漲、朱銳為代表的首領甘心受撫,1949年6月平陽剛解放時朱銳手下的大刀會成員進攻中共平南區委駐地靈溪;而董仁漲則下海為匪,最終受到鎮壓。以蔡月祥、董裕山為代表的首領則與董仁漲、朱銳等分道揚鑣,他們率領隊伍繼續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暴政直至犧牲。中共平陽縣委第一任書記鄭海嘯在《關于追認蔡月常(祥)為烈士的證明材料》中認為,蔡月祥“積極為黨工作”“是個好同志”;董裕山則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44年4月1日,國民黨《浙江日報》刊載鎮壓平陽大刀會暴動的消息

平陽大刀會檔案資料隨同其他民國檔案經平陽縣公安局初步整理,于1984年移交縣檔案館。為了更好地研究大刀會的歷史,縣檔案局在1991年組織專家、學者對大刀會檔案資料進行系統研究,歷時兩年,于1992年12月編著了《平陽大刀會始末》,該書詳細梳理了平陽大刀會的整個歷史過程,并補充了部分珍貴史料。2009年,縣檔案局再次組織人員,以原文照錄的形式編輯出版了《平陽大刀會史料》一書,該書以平陽大刀會的歷史事件為主線,分為前言、派兵協剿福鼎大刀會、南監場于大刀會登陸前的請示電文、大刀會的抗暴戰斗、宣撫、蔡月祥和董仁漲分道揚鑣、附錄七個部分。《平陽大刀會始末》和《平陽大刀會史料》的編輯出版,為后人研究大刀會及相關的民國史提供了十分珍貴的檔案資料。

1944年4月18日,國民黨《浙江日報》刊載有關平陽大刀會社論《為平陽事件善后問題貢獻兩點》

(信息來源:《浙江檔案》雜志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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